业务性的中立帮助行为与日常性的中立帮助行为存在很大的差异：其一，前者与帮助者的职业密切相关，而后者与帮助者的职业无关。

立法规定它可以监督地方的疫情防控工作，加强对地方政府履职的监督，从而为地方政府引入了科学决策机制和外部监督机制。不过，在修改《传染病防治法》之际，可以考虑将条例的一部分内容写入其中，增强这些措施的合法性基础，特别是条例第十四条有关国家建立统一的突发事件预防控制体系的规定，可以结合统一规制机构进行设计。

（二）公共卫生应急程序 其一，在《传染病防治法》之外，目前还有《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作为法律依据。疾控机构在发出预警的同时，必须向同级卫生卫生行政部门、同级政府和上级疾控机构报告，并通过网络直报系统向国家传递信息。各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具体负责实施有关防治计划。虽然防疫会影响民众的生活，但公权力不应过度介入私人领域。该条例并不仅仅针对传染病引起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不宜将其并入《传染病防治法》，所以它仍有存在的必要。

此外，地方之间的防疫合作关系也要引起重视。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传染病防治及其监督管理工作。如果强行以帮助者有无促进犯罪意思作为区分罪与非罪的标准，那就只能逼迫司法者对帮助者进行刑讯逼供，这显然是不能被接受的。

因而本文认为，不应将这类行为排除在中立的帮助行为之外。或许有学者会提出质疑说，即便是在日常性的中立帮助行为的场合，帮助行为也不是绝对无偿的，它其实是一种以人情作为隐形对价的交易。中立的帮助行为对帮助者的主观状态有特定的要求。为了与一个可能有犯罪意图的人完成交易而承担被刑事侦查的风险，对于帮助者而言，显然是得不偿失的。

其三，由于网络犯罪发生于网络虚拟空间之中，帮助者与正犯可能不在同一个城市甚至不在同一个国家，相互之间可能并不认识，对犯罪行为的主观心理态度也可能各不相同，从而导致司法实践中经常出现只能抓获实施帮助行为的人而不能抓获实施正犯行为的人的现象。考虑到这一点，欠缺犯意联络的网络服务商是否值得刑事处罚，便需要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了。

一方面，为了规避刑事法律风险，帮助者需要将可能具有犯罪意图的人排除在交易对象的范围之外。刑罚的必要性就是指刑法处罚中立帮助行为对于制止正犯的犯罪行为的必要性，即是否存在刑罚之外的替代手段。因此，刑法处罚中立帮助行为，符合刑罚目的的合理性。甚至，它还能使帮助者得以免除一定的麻烦（如对方只借不还的麻烦等）。

具体而言，张明楷教授观点中的前三点是对刑罚的收益的思考，而第四点则是对刑罚的成本的思考。在这类网络犯罪中，行为人一般难以借助外力，只能依靠自己的专业技能实施犯罪行为。也就是说，从整体上看，刑法处罚中立帮助行为，能够有效地阻止帮助者向正犯提供帮助。但是在本文看来，这个解释似乎是在偷换概念。

也就是说，刑法处罚中立帮助行为，能够有效地阻止帮助者向正犯提供帮助。综上所析，结合拒不履行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罪和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构成要件及司法解释来看，无论是对于作为帮助者的网络服务商而言，还是对于被帮助者而言，刑法处罚网络中立帮助行为带来的负面影响都较为有限。

按照公开的职业准则所进行的行为，具有职业的相当性，因而不构成犯罪。上文已述，有学者批评认为，根据职业相当性说，在明知他人有入室盗窃的犯罪计划时，五金店店主出售螺丝刀的行为不可罚，而家庭主妇提供螺丝刀的行为可罚，从而导致刑事处罚的不均衡，有违平等原则。

为此，下文结合我国刑法相关罪名的构成要件，对网络中立帮助行为的可罚性做一个经济分析。也就是说，只有当帮助者有促进犯罪的意思，其所实施的中立帮助行为才会构成犯罪，这正是直接故意说的观点。这意味着，与刑法不处罚业务性的中立帮助行为的场合相比，在刑法处罚业务性的中立帮助行为的场合，商品和服务的价格会大幅上涨，被帮助者需要花费更多的钱才能买到相同的商品和服务。例如，五金店店主向顾客售卖螺丝刀，出租车司机运载乘客，银行职员按照客户的请求进行转账，等等。既然刑法阻止网络中立帮助行为的有效性和网络中立帮助行为的不可替代性都很强，那么刑法处罚网络中立帮助行为的有效性当然也就会很强。因此，欠缺犯意联络的网络服务商的帮助行为是否可罚，的确是一个需要慎重思考的问题。

本文认为，这种看法有一定的道理，但是不够全面。这意味着，刑法处罚网络中立帮助行为，具有很强的刑罚的必要性。

由此可见，职业可以对中立帮助行为的可罚性产生较为明显的影响。值得注意的是，德国刑法第27条第1款明确规定，帮助犯是对他人故意实施违法行为故意予以帮助的人。

更何况，与真正的片面帮助犯相比，中立的帮助行为的可罚性更低。例如，五金店店主在每一次决定是否向顾客售卖螺丝刀时，都需要慎重地考虑顾客是否为了盗窃而购买螺丝刀，而这必然会增加单次交易所花费的时间。

如此一来，通过处罚业务性的中立帮助行为来减少正犯的犯罪行为这一立法目的就会完全落空。首先来看其对网络服务商的负面影响。首先来看刑罚目的的合理性。（三）交易价格或者方式明显异常的。

网络犯罪的帮助行为相较于传统的帮助行为，其对于完成犯罪起着越来越大的决定性作用，社会危害性凸显，有的如果全案衡量，甚至超过实行行为。由此可见，在如何限制中立帮助行为的处罚范围的问题上，主观说难以成立。

为了避免因将帮助者有确定故意的情形一概认定为犯罪而导致结论过于绝对，罗克辛引入了犯罪意义上的关联这一要素。关键的问题是，网络服务商在欠缺犯意联络的情况下帮助网络犯罪的行为，是否值得动用刑罚来加以处罚？鉴于网络服务商所提供的网络服务在网络犯罪的过程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似乎可以认为其行为具有足够的法益侵害性（社会危害性）。

这意味着，对于没有促进犯罪意思的网络连接服务商而言，其主动审查被帮助者是否有犯罪意图的任务，仅仅体现为判断交易价格或交易方式是否明显异常。进入 邹兵建 的专栏 进入专题： 网络中立 。

第二种情形是，当正犯的犯罪行为迫在眉睫时，帮助者的帮助行为缺乏独立的社会意义，因而会构成犯罪。如果网络服务商不知道正犯的犯罪意图，那么其欠缺犯罪故意，无需承担刑事责任。总之，刑法处罚网络中立帮助行为，具有很强的刑罚目的的合理性、刑罚的有效性、刑罚的必要性。总之，刑法处罚业务性的中立帮助行为对帮助者的负面影响很大，而刑法处罚日常性的中立帮助行为对帮助者的负面影响较小。

例如，陈洪兵教授主张，考虑到自由保障与法益保护之间的权衡关系，应当全面否定中立帮助行为的可罚性。应当说，对于有误判风险的被帮助者而言，这种负面影响是难以承受的。

网络中立帮助行为的这些特征会直接影响刑法处罚网络中立帮助行为的成本和收益情况。有学者认为，如果这类还款行为不构成犯罪，那么犯罪人可以在平时给亲朋好友广借钱款，等到犯罪之后再向欠款人索要，这无疑会助长一种新型作案手法的滋生。

如果仅仅凭着网络服务商欠缺犯意联络的帮助行为也有有益于社会的一面，就径直得出其不能被处罚的结论，恐怕又过于武断了。为此，用法律经济学分析中立的帮助行为是否可罚的问题，是一种值得尝试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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